1939年夏，老皮匠悲惨地死去后，井率没有去寻找被鬼子打散的队伍。
他扒下一套血污不是很多的死人衣服，把身上那套沾满血渍和污泥的国军军装揉成一团，塞进了路边的草堆里。
这时的他只有一个念头：回安平城，找二爷爷！
不知是不是枉死于战火中的冤魂一直在半空中哀鸣，老天爷把这个夏天里的大地变成了蒸笼。
尽管浑身的汗水雨水般流，头顶流下的汗水辣得的眼睛都睁不开。
他还是在头上戴了顶破毡帽，那是为了不让自己的脸吓到人；上身还套着一件破夹衣，那是为了遮掩住腰间的皮腰带和飞刀。
饿还能忍，渴实在太痛苦了。
被鬼子涂炭过的村镇，几乎每一条河沟里都有尸体，即便没有，他也不敢喝那里面的水。
鬼子为了坚壁清野，采取“三光”政策，不但抢光老百姓屋里的一且，还要烧光他们的房屋，往水井、河水里撒毒药。
剧烈的头疼猛然袭来，井率趔趄着跌坐在一棵大树后面，双手死死抠住裸露出地面的树根。
三个斜挎着枪的人恰好也来树下找阴凉。
这三个人里，一个是日本人，两个是伪军。
鬼子队长坂木带着一小队日军和三十多个伪军去清洗了一个生产日化的工厂，厂长、副厂长等五人被当场打死。
之前他告诉过这家工厂，有一个日本的株式会社要并购该厂，厂长啰啰嗦嗦了一大堆，就是不答应并购。
不愿意被日本人并购，难道是想和共产党合作？
于是，他就以“在工厂发现共匪”为由，轻松得到了这个日化厂。
坂木留下十个人留下做收尾工作，返回途中坏了一辆摩托车。
因此这三个人只能步行回到演武镇。
演武镇在安平城南四十里外，这棵树在演武镇和安平城正中的位置。
“嚯，吓老子一跳，丑鬼！快滚！”本想独享树荫的三个家伙看见树下有人，正想一跳踢走他。
猛看见井率那张满是疤痕的脸，缩回脚，用枪托在井率背上砸了一下。
脑袋里的疼刚刚有所缓解，这一枪托下去，井率就控制不住自己了。
重新回到路上，井率觉得更渴了，嗓子眼直冒烟儿。
他打开从伪军身上摘下的水壶，倒在手心里一点水清洗了一下壶嘴儿，仰脖一口气把水壶喝干，随手扔在了道旁。
井率离开没多久，又有几个逃难的人想在树下歇脚。
树后的景象让他们跑得飞快。
两个伪军脖子都被割了一刀，脑袋和脖子直连着一层皮；那个日本人更惨，脑袋被石头几乎砸成了烂西瓜，那块行凶的石头满是血污地扔在他脑袋边......
十年了，终于又回到了安平城！
自从十六岁那年和杏儿在放学路上被抓丁后，他跟着部队从南到北，由北向西，由西又回到了中原。
记忆里的家和家人，渐渐成了天空中的星星，遥不可及。
安平城里到处是残垣断壁，街上稀少的行人个个面色沉重，脚步匆匆。
只有荷枪实弹的日本兵，似乎很满意自己治理下死城的破败景象，一队队趾高气昂地穿街而过。
井率在安平住了八年，自以为闭着眼睛都能够摸到家门。
这十年，为了防止自己忘掉家的模样，睡觉前、进攻前，只要身体可以坐着或躺着，他都会情不自禁地想那个黑漆木门，和木门后的二爷爷、老舅、表姑妈、杏儿。
但是，他转悠了一整天，竟然没有找到家。
难道自己的家，也被炮火夷为平地了吗？
最后，他还是站在了名为“茶道街”的一个木门前。
这个地方，他来过三次，都不敢确定是自己的家。
一是因为自己家之前的街名儿是“水车胡同”；二是三次来这扇大门都是关闭着的；三是这扇门，引不起他一丝丝的回忆。
他做了一个深呼吸，抬手敲门。
“笃笃笃”敲了三下，无人应答。
再敲，有人问：“你找谁？”
问话却是从身后传来的。
他转身看，是一个四五十岁的中年人，很瘦很高，洗的发白的黑裤子和穿得发黑的白衬衣。
“老舅！”井率轻轻叫了一声，嗓子立刻就哑了。
被叫做“老舅”的人细细打量他。
这个年轻人穿着明显不合身，裤子上衣都短了几寸的衣服，他的脸色发灰，额头、脸颊上一道道凸起的疤痕。
幸好是白天，要是晚上见了，任是这个随处可以见到死人的乱世道，也会吓他一跳。
就在两人互相打量，互相琢磨，默不作声时，木门却从里边打开了。
一个六十上下须发皆白的老人，用鹰隼一样的眼神看着井率。
“二爷爷！”看见老人，井率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
他最怕，最不敢猜想的，就是二爷爷等不到自己归来已经撒手西去了。
老人颤声问：“你，是小熊？”
井率“噗通”跪在门前，伏地不起，发出低低的呜咽。
十年前，杏儿哭着求那位长官放了哥哥，那个长官说：“回去告诉你家大人，平乱报国，光宗耀祖，过两年你哥骑着高头大马就回来了！”
然后，他们把井率往汽车上一拖扬长而去。
听完杏儿的哭诉，二爷爷拉着老舅黄檀就往事发地跑。
临时征兵处除了几张宣传口号，早已空无一人。
爷俩找遍了县衙、驻军，有好心人还能耐心解释：“他们是外省来招兵的，已经走了，谁知道去哪儿了？你们回家等吧，他安稳住会给你们写信的。”
有那不是人的，就一个字：“滚！”
井率被抓丁的前半年，二爷爷一直病恹恹地，还是杏儿妈的一番话点拨了他：“二叔，医者不自医，您得保重，咱们得好好活着，要活到率儿回来的那一天啊。”
“活到率儿回来的那一天。”
可是，杏儿妈却没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