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谁在批判,批判什么2

中国古人对资产的出让和转移,路径不外有二:捐官和犒神。而目的只有一个:寻求权力(世权和神权)庇护!没办法,对环境和命运的恐惧使然。比如,一个人有了点家业,当务之急即筑墙砌院、招募家丁——即使不忧官,也忧邻里和贼寇。之后呢?就得想法子捐顶乌纱来,混个一官半职做护身符。再不济,也得拿银子孝敬父母官,和衙门结成友好对子。到了当代,有些“先富起来”的人以资政助学等方式混个“代表”“委员”之类,也实出同因——表面上慷慨仁义,实为忍痛割爱,另有隐衷。其视角并非向下,而是仰上的,向权力献媚而已。

所以,当财富的“原罪”色彩难消,当私产得不到制度与环境的保障,得不到民间舆论和世俗伦理的肯定,那公开的露富和炫富也就等于引火烧身、自取灭亡了。明初的沈万三不就因捐赠太盛而捐了脑袋吗?

总之,综观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先民时代有过孔子那样纯真的财产观(“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但遗憾的是,为后人发扬的圣人之学,皆成了被权力筛选过的意识形态,“中庸”沦为了“犬儒”,乃至后来,在对物的态度上,文化视界中只剩下了两极:一为实用主义的超强重视,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一为清高至虚的极度鄙夷,对资财恐避不及,弃之若粪。不是太实,就是太幻,我们似乎很难在虚实之间找到平衡,所以便出现了这样的局面:务实者出于贪婪不肯舍让,清高者因囊虚又无实可捐。

不管怎样,在资产观上,中国文化终究没有缔结出一种优雅的理性态度:“结实地拥有”与“从容地出让”。这和封建体制下财产的安全性及个人独立支配财富的能力太弱有关,又和极度实用或务虚的文化习性——缺乏真正的超功利信仰有关。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一面忽视个体价值和私人生活内容,一面却拼命地维护一己所得,精神的灭己性和物欲的狭私性形成强烈反差。

我们的生命行李太琐碎、太繁重了。

2003年

(第二节一个非教徒的信仰絮语

那在制度之外的,那在最远一颗星后面的,那在亚当以前的,那在末代之后的……

——梭罗《我生活的地方》

从某个时候起,人们大概以为,凭宇宙爆炸论、进化论、唯物论这些铲车,足以扫荡一切宗教殿堂了。可最终发现,这种在宗教与科学间挑起火拼的做法,纯属徒劳。

宗教的意义在于心灵而非事实,它和梦同质,属大脑的一种“化学反应”。而科学实证,更像一种“物理变化”。二者互不替代。

宗教的发祥地是天空,是久久仰望的结果。

科学打听的乃事物,须侦探似的窥视。

本质上讲,宗教和外界没有一丝的实在联系。

对信仰作任何逻辑或科学挑剔,都是无礼的。

信仰就是愿意信仰。它从来即不战而胜、不证自明。

真正的虔敬者,不会去体外找那个客体化的神。

因为神就在他心中。

信仰,始终代表一种指向终极的灵魂态势,一种精神奔赴性,一种上升的生存向度。它象征这样一幅情形:西西弗斯不断地把滚石推向山顶——虚无中超越虚无的努力,绝望中杀死绝望的运动。

没有结局,只有过程。没有果实,只有花朵。

信仰犹如升旗,最顶端总有一个光点,你可随便管它叫什么,比如“上帝”“佛祖”“绝对意志”……

一位年老的俄罗斯画家,在林间散步,这时,一轮满月从树梢后缓缓踱出。

他惊愕地看着,突然被那轮无与伦比的丰满和圆润、被那轮圣洁与恢宏感动哭了,并深深跪下去。

他看到了大自然的神性。明澈的月光仿佛上苍深情的注视,仿佛天国的雪花正沐浴着自己。那一刻,他是幸福的,他沉浸于灵魂的节日。

这是他和神之间的一次邂逅。他被邀请了。

那些一生下来即被老师领着去拜谒无神论的人,往往一辈子都搞不懂“迷信”这个词。

仔细想想,若非用坏了的话,“迷信”,原本多好的一个词啊!迷、信,多么美的搭配:迷恋、沉醉、笃信、虔敬不疑……

神秘与纯真总是孪生的。扼杀了神秘,即等于消解了单纯与童贞;即等于削弱了善和谦卑,提拔了恶和戾气。

那些受到时间表彰、被誉为道德榜样的人,不外乎两种情形:“为人民服务”和“为上帝服务”。

有时候,我觉得它们是一回事,比如史怀哲医生、特里莎修女的一生。

有时候,却恰恰相反。

关键在于,是政治概念的“人民”,还是普世意义的“人民”。

爱因斯坦给一位朋友遗孀的信里说:“按照相对论,若时间是不确认的,那我们就不知道他是否先于我们而死了,因此你不必悲痛。”

莫·梅特克林说:“我们只是那活着的死者……生存,即是遗忘死亡;死亡,即是遗忘生存。”

这是哲学和艺术的说法,更是心灵的化学反应。

一个只喜欢事实的唯物主义者,很难理解这些。

我以为,在人神——人性和神性的结合上,没有哪个时代比古希腊做得更美、更天真。

他们在自然、生命、身体、艺术、想象、智力、个体、公共、游戏、契约等领域的全面盛开和烂漫程度,足以让全人类为之动容和仰望。

那是一个没有宗教却人神拥抱的时代。

与神为伍,以神为邻。人不能的,就去问神;神不懂的,就来求人。人和神,就是串门、玩耍的那种“儿戏”关系。

每个人都有几位最要好的神。

神在人群中各有忠实的亲信。

歌德、席勒、济慈、华兹华斯、雪莱……一齐声称:“我是希腊人!”

苏联民间流传过一则笑话——

问: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有何不同?

答:唯心主义相信灵魂不死,唯物主义相信永垂不朽。

一方面,借哲学话语在“唯物”与“唯心”间设置天堑,甚至布下政治宿怨和阶级世仇的雷区。另一方面,在政治抒情和精神宣传上,又频频使用“伟大”“永远”“万岁”等副词和形容词。

实在是尴尬。既招供了对神性美学的需求,也宣告了无神论价值系统的亏缺和能量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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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时间中走着夜路,虚无和孤独萦绕着他,迷惘与恐惧折磨着他,像断了脐带的胎儿。终于无法忍受时,“神”便闪现了:一具随人类向前奔跑的伟大影子,一盏随人心一起摇曳的长明灯——于空荡中生出的席位,于“无”中生出的“有”。

它的诞现,让人欣喜和感涕,为了表达,人笨拙地画出了神的像,记下了神说的话。许多许多岁月飞过之后,神话有了更大的果实——宗教。

承认虚弱和有限,向一种遥远的美德表示敬意和投诚……有了这,你就有了“上帝”。

这种灵魂邮递和精神摆渡,比任何伟大哲学都更艺术、更审美。它非但不说明人之虚妄,反佐证了人的智慧——人能创造自身所需的全部生命涵义。某种意义上,不是上帝造人,是人策划了上帝——一位将为人类终生服务的公仆,一位伟大的灵魂保姆。

创造一种创造自己的存在,酝酿一种酝酿自己的力量,人多么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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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希特在《人的使命》中说:“只有那宗教的眼睛才能深入参悟美的王国。”

伟大的艺术和哲学,莫不在最贴近神性的心灵中产生。

所有自然景象中,没有比星空更能在人的心底唤起神性了。

康德最喜欢凝神于深夜苍穹:当他静静伫立,仰望那浩瀚的深蓝和飞逝的星辰,一种永恒的意绪,一种深沉而肃穆的命运景象,一种自然结构的崇高和庄严即迎面驶来……仿佛上帝在抚摩自己的额头,一股伟大的爱意汹涌而至。

在《实践理性批判》中,他说:“有两种东西,我们愈是时常、反复思索,它们愈会给人心灌注不断翻新、有加无减的赞叹和敬畏,那就是:头顶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律。”

还有贝多芬。他豪迈地宣称:“我的王国在天空。”

“当黄昏来临,我满怀惊奇,注视天空。一群闪闪发光的星体,那就是我们称之为世界和太阳的事物。我神游魂驰,一直向那万物之源奔去……渐渐,我试着把那团激情转为音响……打进心坎的东西,必来自天空。”

1822年,贝多芬在本子上飞快地划出一行字:“我们心中的道德律,我们头顶的星空。康德!!!”

康德的字母后,被连追了三枚惊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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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与自然,在各自生涯、所遭遇的敌视和损害方面,有着惊人相似——

19世纪以来,工业主义、实用主义的生活方式,人类对大自然的掠夺、对其他物种的奴役……与进化论、唯物论、人本论的粗暴统治分不开。

进化论的最大功劳即奠定了人之“世界首席”的地位,并为物种间的剥削提供了合法的支持。唯物论则直接加盟了无神论,它不仅粉碎了“万物和平”,结束了对自然的感恩,更挑唆了人对自然的宣战。

当一个人说“世界是我的”,自然嘘声一片。哪怕是拿破仑,也会被嘲笑。但当一群人说“地球是我们的”,怪事便出现了,除了鼓掌与欢呼,不见任何异议。

此即“人本主义”和“人类中心论”。

对大自然来说,“人本”即人类集体的利己主义,一支生物族群的自恋主义。借一句话说,叫“小团体主义”和“宗派主义”。它使人类陶醉在这样的价值欢愉中:人为万物尺度,世界为人设计,所有资源为人服务……

19世纪理论的最大后果即刺激了人的物欲荷尔蒙,豢养了自大、自私、自恋、贪婪,扼杀了神秘、虔诚、敬畏、谦卑……

同时,大自然亿万年的神性被当纱巾一样挑落。

尤其无神论地区,宗教的遭遇就是自然的遭遇。

从无神论到“天不怕地不怕”,从唯物论到“革命大无畏”的战天斗地、愚公移山,一轮轮的推翻、造反、征服……

克尔凯郭尔说:“大多数人的不幸并非因为软弱,而由于他们过于强大,过于强大,乃至不能注意到上帝。”

这是我听过的最伟大的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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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哲学、科学、美学和艺术,大自然都是最深情的子宫。

世间最完美的韵律、最神圣的逻辑、最深沉的情怀无不蕴藏其中。

自然科学的那些“定律”“公理”,不都在诉说上帝的构思吗?“圆周率”“黄金分割”“三角重心”……你能不惊叹宇宙的诗情画意吗?

而大自然的全部构成中,最体现万物和平、最富神性和美学启示的部分,是荒野。

丰饶、天真、自由、烂漫,乃荒野之品性,也是人性追求的最高境界。

一个专注精神之美的人,是无法遏制对荒野的狂热的。1792年7月2日,黑格尔在给女友的信中说:“我时常逃向大自然的怀抱,以便在她这儿能使我跟别人……分离开来,从而在大自然的庇护下,不受他们的影响,破除同他们的联系。”

黑格尔的大自然,无疑乃旷之野、荒之野。

荒野对人不仅是一种视觉冲击,重要的在于精神濡染:在神态安详的原始风物前,生命的原初感、清新感、婴儿感骤然苏醒,尘嚣被远远抛开,个体的宁静、精神的独立、灵魂的纯洁与诚实——重新回归人体。无论沐浴脑力,还是营养情愫,荒野都是最高能量的生命磁场。

一个朋友,曾孑然一身,千里迢迢奔向神农架。

他说在城里快要憋死了,此行只一个愿望:大喊一场!

尽情地、肆无忌惮地、拼足吃奶的劲大喊一场。

在大街上,在办公室,哪怕在家里,一个人是被剥夺了这自由的……你能吗?你敢吗?他逼视着我。

他去了,他喊了。

几周后,当他豪迈而归时,气色好多了。

我想起一句诗:归来时,你已是陌生人。

后来我时常被这件事惊醒,想起了黑格尔,想起了托尔斯泰的逃……我心里赞叹朋友的优秀。并非他比别人智慧,而在于他敢,敢于厌恶自己,敢于对活着的死亡说不,敢于用树叶给灵魂洗澡,给生命换一件衣服。

同时,我也觉得悲哀,“喊”一声,竟要跑出那么远。那么远,才能甩掉黑压压的跟踪和追赶……

“荒野”的消逝,乃时代最大的恶果之一。损害的不仅是生态,更有人性价值和精神美学。

14

生计,像一场紧盯地面的觅食,盯久了,人的目光会变得像鸡爪一样短浅、贪婪,体态也臃肿起来。

是的,我们必须仰望点什么。必须时常提醒自己,让疲倦的视线从物面上移开,从狭窄而琐碎的槽沟里昂起,向上,向着高远,看一看那巍峨与矗立,看一看那自由与辽阔、澄明与纯净……

我们必须在抬头时迎住点什么才好。

欧洲城镇,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那高耸的教堂隆顶。辽阔的钟声,和草木、鸽子、雕像、喷泉一起,诉说着一种古老的献身与施舍。

和“现代化”相比,它是喧嚣中的宁静、浮华中的安详、动荡中的平稳。

不管行色多疾匆,不管有多么重要的事,当路过它时,目光都会突然被握紧,你会忍不住将步子放慢、放轻,会感到一股力道、一抹画外音正从某处升起……

你有了仰望,有了聆听。

像一架巨大的天平,它使倾斜的东西归于均衡。

凝视那些隆顶,不禁感叹缔造者的苦心:作为一种“矗立”,它连通着世俗与天界,像一束注入了神性的飘带,它率领着风云和尘埃,为天堂配音,给世间放下绳梯……

它提升你的视线,培养你“仰望”的习惯与姿势。它时时提醒着什么,时时让你重复一些伟大的单词和语句……

这就是教堂和隆顶的意义。

中国有那么多古老而美丽的塔,我深爱它们。

但遗憾的是,它们始终没有与阳光、风雨、光阴一起,凝成一种“塔尖”的精神,一种清洁而辽阔、自由而虔敬的生存精神,一种人人有份的精神。

2002年

(第三节对“异想天开”的隆重表彰

对“异想天开”的隆重表彰——从“搞笑诺贝尔”看西方的智力审美和价值多元

生活的最高成就,是想象力的成就。

——题记

2004年9月30日,在美国哈佛大学会堂,一场狂欢式的颁奖典礼正在举行:口哨迭起,纸箭乱飞,服装怪异的各色人等,莫名其妙的乐队伴奏,时而全场寂然,时而满堂哄笑……

此即“伊格诺贝尔”(Ig%Nobel,以下简称“伊诺”)的颁奖现场,俗称“搞笑诺贝尔”。它由哈佛大学的《不可能研究年刊》主办,每年评出医学、文学等10类奖项。

《不可能研究年刊》创于1991年,主编亚伯拉罕斯,乃一份幽默科学杂志,戏称“冒泡”,其封面上印有一行字:记录华而不实的研究和人物。如果说“搞笑诺贝尔”是一枚傻呵呵的蛋,《冒泡》即那只整天笑咯咯的母鸡了。这只鸡宣称:该蛋旨在激发人们的想象力,特赠与那些不寻常、有幽默感的“杰出科学成果”。

去年底,笔者给央视一档新闻节目做策划,便通过有关渠道,向主办方讨得典礼的影像资料,于是就看到了本篇开头的那一幕:从氛围到规则,从气质到内容,从精神到道具,都饱含着对传统奖励模式的巨大挑衅——

2004年度和平奖得主——卡拉OK的发明者,日本人井上大佑。获奖理由:“卡拉OK这项伟大发明,向人们提供了互相容忍和宽谅的新工具!”年度物理学奖得主系渥太华大学的巴拉苏布拉尼亚姆、康涅狄格大学的图尔维,俩人的贡献是揭示了呼啦圈的力学原理。年度工程学奖则授予了佛罗里达州的史密斯和他的父亲,父子通过精心计算,得出结论:秃顶者把头发蓄到一定长度,将前面一部分向后梳齐,用摩丝定型,再将侧面头发顺势向顶部拢合,效果最佳。而生物学奖被4人摘得,他们集体证明青鱼的交流方式是放屁……

看得出,对“雕虫小技”的青睐,对“微不足道”的鼓吹,正是“伊诺”的功夫所在。再比如生物学奖:1999年授予了新墨西哥州的保罗博士,他培育出一种“不辣的墨西哥辣椒”;2003年授予了荷兰学者莫尔莱克,他分析出野鸭子存在同性恋现象。和平奖:2002年授予了“人狗自动对译机”;2000年,荣膺该奖的是英国皇家海军,在一次演习中,长官命令水兵不装弹药,而是对着大海齐声呐喊: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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